Des infos sur la muséologie ou les musées

譯:生態博物館暨社會博物館聯盟針對抗爭運動《黑人命也是命》表達道「在博物館中分享話語」

〖意見〗生態博物館暨社會博物館聯盟針對抗爭運動《黑人命也是命》表達道「在博物館中分享話語」
作者:admin/日期:2020年9月30日
原文網址:http://www.club-innovation-culture.fr/opinion-partager-la-parole-au-musee-fems-sept-2020/
525日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遭殺害後,社群媒體上「#黑人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的標籤迅速傳播。在博物館領域,這常和另一標籤「#博物館並非中立」(#museumsarenotneutral)同時出現。生態博物館暨社會博物館聯盟( la Fédération des Écomusées et Musées de Société, FEMS)對《黑人命也是命》的抗爭運動表達道「在博物館中分享話語」。
這是由阿基坦博物館(Musée d’Aquitaine)副館長暨典藏研究展示部部長(conservatrice en chefKatia Kukawka、文保員(conservatrice du patrimoineValérie Perlès和文保長(conservateur en chef du patrimoine)暨布列塔尼博物館館長Céline Chanas所共同表達。 

該抗爭運動不斷擴大,從最初在美國到後來在國際上的發聲,從大西洋的一端蔓延到另一端,幾個月來未曾減弱過。這波抗爭與深植在我們社會中的種族主義密切相關,該種族主義影響著各領域中「被種族化」者的職場及私人生活,並且還強烈影響著各種社會關係。
或許有必要在此回顧一下喬治‧亨利‧希維耶爾(Georges Henri-Rivière)在1980年對生態博物館提出「演進式定義」時,當中最後一項可擴展至整體社會博物館的原則闡述:「……[這些生態博物館]所主張的文化,應從廣義上來理解,它們致力於使眾多訴求中多樣大眾的自尊與藝術表現受到肯認。由於樣本背景互異,多樣性因而是無限性的。這些社會博物館不自我封閉,而是接收並給予。 (Vagues,新博物館學選集,第1卷,第443-445頁)。

 解放民族誌物件
幸好有Georges Henri-Rivière在1930年代對博物館的新觀點,新的物質性和知識性「物件」得以正當化。民族誌的、民俗的,甚至是所謂「次等的」物件就此擺脫藝術作品的限制,並從它可能存在的脈絡化中獲取自身價值。民族誌博物館最初旨在提升瀕臨滅絕世界中物質性痕跡的價值,並描繪其地方性、鄉村性或工業性的特質,但在1970年代逐漸汲取領土的概念,並質問其過往與今日的形成。
發展伴隨博物館專業人士草擬行動的積極參與者是受到鼓勵的。自從這些更具協作性的導向之後,幾乎各處都漸進地改變,從物質文化觀念轉向較具情感的遺產觀念,並揭示了集體記憶,以及生活於或展現於土地的新方式。 

「不自我封閉」
「不自我封閉」的願景,在四十年後,前所未有地持續灌溉著生態博物館暨社會博物館聯盟網絡中各個博物館的科學與文化計畫及聯盟自身的行動計畫。
聯盟鼓勵這些博物館評估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並不斷自我審視其實踐、方法、想像力及對世界的再現。
從這個角度看,博物館是個集體、共享、參與社會議題的空間。因此,它應該要能夠支持社會變革。
儘管在我們的博物館中,大量且顯著地處理移民、混血、全球化和種族主義等問題,但某些社會的構成問題卻好像沒有、或沒有充分地被考慮或彰顯。
「博物館並非中立的」,這個表述的迴響正強烈說明,在機構論述(即便已留心文化多樣的問題)和機構大眾的期待與願望之間,可能存在真正的鴻溝。這一爭議最終促使我們自問:博物館談論的是誰?為誰?用什麼方法?是什麼目的? 

如何介紹奴隸或殖民史?
展覽展示了關於奴隸或殖民史的物件,卻常找不到奴隸或被殖民者後代的身影,這種情況是對上述提問的一個好的回應範例。
我們知道圖像不只講述我們的過去,也講述我們的現況,即便這些圖像已經老舊了或在博物館「被放逐」(擱置許久)了;就算我們不認為如此,這些圖像仍可以對我們的想像產生作用。
波爾多(Bordeaux)過往四個世紀的歷史和富裕是與大西洋販奴貿易、殖民奴隸制度及第二波殖民化息息相關的,阿基坦博物館(Musée d’Aquitaine)的參訪者在參觀路線上會經過一部La Perdrix肥皂的廣告自動裝置:該產品諷刺地將黑膚色模特兒的皮膚美白,而正是在這個作法上凸顯該肥皂的效用。(該時期的女僕清潔液(Lessive de la ménagère)廣告台詞「它讓黑奴美白了」也同時播放)。
往前走則是在波爾多舉行的殖民博覽會和商展的廣告海報,接著是加工或進口到波爾多的殖民產品。其中一項是誇耀托尼可樂(Toni-Kola)的能量效果,將一位穿戴白色綁腿和殖民頭盔的文明白人殖民者和幾位姿態荒謬且幾乎裸體的非洲人作對照比較。另一個畫面則是將一名低領袒胸的黑人女僕當作牙買加萊姆酒Negrita的化身。而在兒童身高處的地方,參訪者還可以在那重建的漂亮雜貨店中發現一盒Au Nègre牌「純米保證」的澱粉。
博物館策展館員決定在阿基坦博物館的參觀路線展出此類物件,目的在於闡明種族偏見和歧視所構建的話語。
然而今日展間的文字和說明版是否足以使這個故事清晰易懂呢?其可讀性是否足以消除誤解的風險呢?博物館在展示這些物件時,難道不會冒著激起仍舊清晰的創傷,將黑人再一次置於需文明化的原始位階、需再教育的孩童位階或異國情調的性物位階嗎?如何避免這種傷痛歷史所遺留而博物館卻企圖揭露的混雜表述呢?再者,為更瞭解我們的社會,今日應保留哪些遺產以見證種族性的偏差行徑或對排斥與歧視作為的反抗呢? 

論壇式博物館
於此背景下,博物館機構與那些關乎這段歷史且想訴說的人或當前辯論的積極參與者展開對話就顯得合乎邏輯。
1970年代,一些社區博物館邀請地區所有居民對其所選擇的主題進行表達與反思,將居民與博物館置於同等重要位階,是個曇花一現卻激烈的實驗。論壇式博物館的概念顯然不是新鮮事(D.Cameron,1971),但它再次劇烈地來到我們面前。並且,近期對博物館新定義的建議也包含了「多音並置」(polyphonique)和「涵納」(inclusif)兩個詞彙。
這樣的新定義意味著不再施加權威性論述,而是強調共享話語,強調開放即便是最棘手或最分歧的所有主題辯論,也是強調回歸各式觀點的複雜性。
這個表決通過的新定義所涉及的參與領域,能否適用於博物館從藏品建構如館藏,到藏品價值發揮如展覽與中介活動(médiation)的所有任務呢?絕對可以,但不是不計代價的。
如何在持續供給必要的歷史深度時,於博物館中以具體而日常的方式展現人們所在世界的經驗多樣性及該世界再現的多樣性呢?換句話說,所有觀點都具相同價值嗎?所有表述都具相同正當性嗎?當然不是,但必須說明原因。
幸虧有專業人士的知能,我們的博物館成為新形式中介活動持續創生的實驗室,這些新形式中介活動是來自於對研究結果獨到、大膽而原創的詮釋。
博物館透過安排,使參訪者得以質問或解構在政治正確之外所接收的概念,當中偶爾會冒著混淆或反向操作這些概念的風險。在還原複雜問題的技術中,這種作法無疑是這些博物館的價值所在,它通過中介活動管道和棘手性的實驗,使所有人獲致不同觀點而造成對峙交鋒的成果。
或許上述說明略顯不足。博物館確實是圖求參訪者反思能力或批判精神的地方,但也是個企求參訪者情緒感思及想像力的地方。
與那些傳遞固著且無可質疑的知識之教育場所大相徑庭,博物館承擔著絕對主觀甚而有點實驗性的責任向度。博物館肩負這種向度,甚至是肩負一種理解周遭世界的操作模式。
因此,這種博物館傾向遠離抽象而「嶙峋」的普世主義,而偏好「所有雌雄個體的普世富饒,所有個體的深化與共存」(Aimé Césaire,致M. Thorez信,1956),以作為對艾美‧塞賽荷(Aimé Césaire)的致敬。
此一目標必定會充實我們接下來的聯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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